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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王冬力
简介:辽宁朝阳人1967年生人,德辅博物馆创建人
从事红山文化专题收藏多年
曾著有《红山石器》《红山实器》
为国内首部石器类收藏图书
 第七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人物”
被家乡人称为“红山文化的守望者”
名誉馆长:邵国田
简介:内蒙古赤峰人1947年生人,在文物考古第一线工作35年
曾任内蒙古敖汉旗文化馆馆长、博物馆馆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学会理事;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内蒙古红山学会理事;内蒙古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赤峰市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参与发现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及青铜时代的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先后在 《考古》、《文物》、《北方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40余篇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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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 考古学与民族学
时间:2020/4/25
转载自 陈淳 理寓物内 artifactsandideas
「理寓物内 Artifacts & Ideas」旨在分享我们读过的考古学理论与研究的佳作和心得,透物见人,重建过去
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25 篇文章
考古学与民族学
陈淳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分类或定位上归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或定位是受我国学术传统影响的结果,并源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考古学被我国史学界用来解决上古史的争议。傅斯年将考古学看作是一个不陈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而夏鼐将考古学与文献探索为基础的狭义历史学构成了广义历史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可偏废。最近,考古学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表明我国学界认识到考古学的独立性。因为,考古学与历史学虽然在目标上相同并在研究上互补,但是它们在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上相去甚远。
大体来说,历史学是研究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或者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言,“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由此可见,考古学的潜质和任务主要是从古代社会遗留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历史和社会变迁。为了研究这些遗存,考古学家采用源自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并加上他们自己发明的技术,以便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下来了解和解释过去。因此,考古学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读懂”这些从地下出土的无字材料,并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
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
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物质遗存也并非不言自明,因此考古学家的研究更像是自然科学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对材料进行采集、分类、描述和阐释。我们熟悉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但是要读懂这些材料,单凭分类和建立年代学是不够的。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指出,考古材料的阐释受民族学和历史学概念的影响特别大,这两门学科与考古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来自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概念,或直接或通过人类学和历史学对考古学施加影响。由于我国考古学家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受训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来做解释是得心应手的传统。相对而言,人类学和民族学在我国并非显学,在传统和研究上都比较薄弱。本文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一下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考古研究中,如果对于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说明依据的材料或现象,考古学家一般采取常识性类比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将石刀和石斧与我们熟悉的刀斧比较,将史前陶器与青铜时代的类似器物或我们常用的器皿作比较。但是,考古材料的复杂性和探究问题的多样性并非单凭这种常识类比就能解决,因为许多现象远非单凭考古学家的常识和历史知识所能解释。在欧美考古学的发展中,民族学作为考古学阐释的重要参照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为考古学家的器物分析提供借鉴,为透物见人提供一座桥梁,并且为重建古代社会变迁的过程提供通则性的模式。
对史前研究的贡献
对于有三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而言,五千年的成文史与之相比连百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因此,有文字的历史只是“一出长剧的最后一幕”。人类历史中存在大段文字记载的盲区,就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考古学的主要理论方法都是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中创造出来的。是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使得丹麦的汤姆森和瑞典的蒙特柳斯创立了三期论和精致的器物类型学。埃及学家皮特里在发掘法尤姆前王朝墓地时,由于没有象形文字可供断代,便创造了独特的器物排列法对陶器类型进行年代学研究。同样,是文献资料最为贫乏的北美,考古学家们创造出各种理论方法来从物质遗存中提炼信息以重建史前史。这是值得我国考古学家深思的问题,也许正是过分依赖文献和强调两重证据法,使得我们忽视了独立创造和发展理论方法的必要性。在欧洲,考古学并非历史学的工具和延伸。对于了解史前史,历史学的帮助十分有限,因此更多的需要采取各种类比,将我们所不知的东西与我们所知的东西比较,其中民族学的作用尤大。
皮特里
皮特里的陶器类型学
认识史前人工石器就是一个例子。很久以前,地下出土的石器在欧洲人的认识和收藏中被放在矿物和化石的范畴之中,与玛瑙、玉髓、绿松石、钻石和陶土等为伍。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从地下长出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如人们所见的流星。于是,这些石斧和石器被称为“雷石”。到17世纪中晚期,对于地下出土的化石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丹麦地质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s Stano 1638~1686)对水晶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化石贝壳及现代贝壳的结构进行比较,显示化石贝壳与现代贝壳的关系要比水晶更加接近。于是斯坦诺断言,化石贝壳并非地下自己长出来的物体,而是曾经活过的、后来被埋在土里的动物遗骸。在认识石器的过程中,民族志类比所发挥的作用,就如斯坦诺对现代软体动物与化石贝壳所做的观察。到17世纪晚期,欧洲人不仅对非西方的石器工具已有所知,而且还用他们的现代工具来与石器进行类比。
丹麦地质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
然而,民族志的类比出现较晚。16和17世纪是西欧展开环球航海的大探险时代。航海家们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见到了石器时代的各种狩猎采集者和原始农人。这些土著的工具和服饰被作为珍稀之物带回欧洲,欧洲人发现,这些土著不知金属为何物,仍然在使用和他们在地下发现的石器非常相似的工具。这一发现促成了史前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即意识到欧洲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人类制作的,并非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16世纪晚期,英国古物学家约翰·特怀尼(John Twyne)根据古希腊民族志推断,在公元前第一千年里,北欧人的生活方式很像石器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17世纪,英国人对新大陆的土著居民有了日益增进的了解,著名古物学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提出,史前英格兰人的生活很像美国弗吉尼亚的土著。古物学家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lale)将英国发现的石器归于古代土著布列吞人,并断言它们的制作和使用早于铜器和铁器。达格代尔的女婿和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管理人罗伯特·普罗特(Robert Plot)认为,我们若要了解史前的石器如何装柄,可以将它们和北美印第安人的装柄石器进行比较。之后,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英国的石箭镞与太平洋群岛上现代居民制作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即前者很可能是由不知道如何生产铁器的一类民族所制作。18世纪初,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将欧洲石器工具与从新法兰西和加勒比海带回的民族学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声称:法国、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们,他们要不是发明了铁,很可能就类似今天的那些蒙昧人那样生活。到了18世纪,不仅石器工具石人工制品,而且它们的时代非常古老的看法已被广泛认可。
英国古物学家约翰·奥布里
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
用民族志类比的方法,除了确认史前石器工具是人工制品外,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化和技术的进化思想提供了证据。欧洲航海家在大航海中邂逅了土著人,发现他们不知金属为何物。这种事实也符合欧洲人的圣经教义,即那些无法与上帝保持接触的人群,因无法持续得到神谕,会在道德上和技术上日益退化。所以,冶金术可能被那些迁移到了没有铁矿地方的民族所遗忘。但17世纪以降,启蒙运动和日益增长的进步信念得到了逐渐强调理性主义的补充。人们鼓励一种更加理性的方法来了解自然,并相信人类的创造力是进步的,并非处于持续退化之中。1734年,尼古拉斯·马胡德尔(Nicolas Mahudel)向巴黎的铭刻学会宣读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石、青铜和铁三个相继时代作为对人类发展的一种解释。这显然是汤姆森三期论的先声。由于缺乏适当的断代方法,18世纪的古物学家常常采用比较民族学、比较语文学、体质人类学、民间传说和口述传统来评估他们发现的史前古物。
在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考古学研究除了表现出显著的地质学特点外,还体现了强烈的进化论取向,即以器物构建人类文化发展的序列。除了三期论,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也用进化框架来构建法国的旧石器序列,并认为这一序列可适用欧洲其他地方,乃至全世界。18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生物演变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哲学思想,被许多科学家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于是,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被视为由许多阶段组成的直线序列,并不关注同时性的差异。直线进化论还鼓励一种信念,即现代民族志材料可以被用来说明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进程。这种信念还得到了启蒙运动心理同一性的支持,即认为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一般会做出相似的决策。于是,舍利人被等同于塔斯马尼亚土著,莫斯特人等同于澳洲土著,梭鲁特人等同于爱斯基摩人。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根据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现代土著社会的比较,有可能用来说明欧洲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他提出的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期文化进化论,是对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普遍规律的阐释。摩尔根的蒙昧阶段大体对应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经济特点为狩猎和采集。野蛮时代对应于新石器到铁器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家畜,发明了陶器和金属工具。文明时代以文字出现为标志。
亨利·摩尔根
摩尔根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并较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体现的文化更加完备。它们对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所能提供的资料,其丰富性无与伦比。由于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而且其途径相同,因此凡处于相同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经验,足以代表我们远祖处于相同状态下的历史和经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从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来探索文明和国家的形成。
受摩尔根和马恩人类进化思想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他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中一书,将欧洲和近东的考古资料用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来加以编排和阐释,以重建人类的文明史。柴尔德的蒙昧期以旧石器时代为代表,野蛮期以新石器时代与红铜时代为代表,文明期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和埃及与印度的早期青铜时代为代表。虽然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地。他认为,民族学和考古学是人类科学两个互补的分支,就如生命科学中古生物学与动物学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人类99%的历史是史前史,因此必须依赖考古学来重建。但是很遗憾,考古记录很不平衡,只能体现文化的某些方面。考古学家对其进行分类,建立技术阶段并进行文化分类,确立时空的发展序列。民族学也研究较为简单的社会,对这些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观察和分类,并建立起相似的发展序列。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学记录相对应,在比较民族学的框架中根据文化的相似性方面为社会分类,并用考古学来安排其时间序列,这就能显示发展的方向。柴尔德指出,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以协调功能论、传播论和进化论,可以为推断无文字的社会提供基础,并能为建立历史变迁的通则开辟光辉的前景。
在北美,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的范畴,除了考古学研究的是印第安土著而非欧洲殖民者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因认为史前和现代美洲土著人群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历史时期的民族志资料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史前考古材料。了解过去使得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与土著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土著居民不再以传统方式生活的地区,考古学家便参照早期欧洲人有关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来进行解读。于是,在北美考古学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研究与阐释方法——直接历史学法。这种方法被定义为利用活体文化的历史或民族志信息来解释同一文化,或历史上关系密切的文化较早时期没有文字记载阶段的考古发现。
克罗伯与伊希
美国直接历史学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解释印第安土著“如何制作箭镞”。早期记载对箭镞制作的大部分观察语意不详,这是因为这些观察者没有实践经验,对石器打片过程缺乏了解。1911年,加州当局抓到了一名叫伊希(Ishi)的印第安土著,他是一个名叫雅纳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该部落在19世纪为了逃避屠杀而躲入加州中北部的深山老林之中,由于环境极其艰苦,这个部落濒临灭绝。在目睹了最后亲友死于苦难之后,绝望和饥寒交迫的伊希潜入一处欧裔美国人的聚落偷窃食物,结果被狗包围。他作为加州最后一名“野生”印第安人被拘禁,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如何与他相处,而非对他有敌意。当该消息见报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 Kroeber)和沃特曼(T.T. Waterman)将伊希解救出来,安置在旧金山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余生,最后死于结核病。伊希是一名压制石箭镞的高手,他向人类学家和博物馆参观者表演他的石器制作技巧。伊希是一位被观察最为仔细,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依赖石器技术生存的美洲印第安人。他启发了萨克斯顿·波普(Saxton Pope)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土著人的弓箭。包括内尔斯·纳尔逊(Nels Nelson)在内的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同时研究史前和现生的人群,他们向伊希学习,根据对土著的观察和自己的实践,掌握了石器打片的基本诀窍,并用这种知识来解释史前的考古材料。
印第安人伊希在制作弓箭
20世纪初,史前考古学见证了从进化论范式向历史学范式的转变,考古学文化取代了阶段和时期,成为考古学的主要分析概念,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诞生。虽然考古学以文化历史为取向,但是其文化概念也是来自民族学而非历史学。考古学文化类似于民族志文化,也即将考古学文化看作是过去活体文化的物质遗存。格林·丹尼尔(G. Daniel)指出,20世纪初,考古学的进展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获得了新的指导方针。这是因为,考古材料的积累表明同一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这标志着莫尔蒂直线进化论阐释范式的破产。还有,人文地理学注意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于是,考古学家逐渐放弃原来的根据典型器物分期分段,转而根据文化特征为文化分类。这种研究很像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现代原始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信仰在区域上的差异,并用传播迁移来解释这种差异。于是,史前考古学从地质学方法转向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态度进行研究。
“文化”最初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使用,意指智力的培养,但是文化历史则最早为德国人所研究。在德国,“文化”起初泛指部落和农人的生活方式。188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Gustav Klemm)运用文化和传播概念来研究人群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a)首次用文化概念来研究史前人群,提出了“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的口号。他用物质文化的异同等同于族群身份的异同,于是在地图上标出某些器物类型的分布就能确定一批特殊人群的分布。文化概念被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采纳,在他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中,他用考古学文化概念以时空镶嵌的方式来系统安排史前考古学材料,被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于是,欧洲的史前学从研究人类发展变成描述人类的文化。在史前物质遗存的研究方向上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体现了把人类作为一种动物研究转变成把人类当作真正的人进行研究。
德国民族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Gustav Klemm)
在过程考古学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欧美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过程考古学在范式上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强调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看作是人地互动的产物;信奉新进化论,认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要阐释社会演变的规律;提倡系统论,认为文化并非静态器物的集合,而是功能互补的动态系统;强调实证论的科学方法,用问题导向的演绎-检验方法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出于“向前看”的社会价值观,美国新考古学对历史学采取了一种鄙视和贬低的态度。认为历史知识只不过是一堆废话,既不能创造社会经济效益,又无法为当代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指导性成果。路易斯·宾福德(L.R. Binford)在他的宣言性论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号召考古学应当向人类学看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索做出贡献,从而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宾福德建立的一个新的方法论是所谓的“中程理论”。这是因为宾福德痛感传统考古学主要依赖直觉、经验和常识来解释考古材料,对许多结论缺乏严谨的检验,在用物质遗存复原人类的过去时普遍缺乏可行的方法论,因此极有可能扭曲对过去真相的了解。他提出,如果考古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范式,创建种种认知手段来分辨过去的特点或判读考古记录,赋予考古记录以真正的含义。而这样的阐释取决于对静态和动态、考古遗存与人类行为及社会动力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完整、正确和清晰的认识。他将“中程理论”看作是一种可信赖的认知手段,是考古学家能够将静态的观察转变成有关动因阐释的“罗塞达碑”。“中程理论”这一术语来自于社会学,新考古学借用这一术语是想建立一座理论的桥梁,从考古学静态的现象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破解过去社会变迁的动因。换言之,“中程理论”为考古记录和人工制品所涉及的物质现象提供解释的概念工具。宾福德借鉴了地质学家赖尔的“均变说”来支持这一范式。均变说是指发生于现在的地质学动力也存在于过去,所以当今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地质动力和地质沉积现象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过去地质运动的依据。考古学借鉴“均变说”原理,也就是要用今天所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动态方式来说明过去已逝的物质现象。宾福德声称,尽管过去文化的动力系统已经消失,但是相似的动与静的关系仍然存在与现生的文化系统之中,比如土著群体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土著人的活动与动植物资源的关系,以及他们生产工具、技术与原料及活动方式的关系都应当和过去的状况相似。如果在现生文化系统之中人类物质文化废弃特点和人类行为的相伴关系存在某种规律的话,那么考古学家对这种规律的总结可以用来从史前文化的物质现象来提炼人类行为和文化动力的信息。
为了建立中程理论的研究范例,宾福德身体力行,采用“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他只身前往阿拉斯加,与纽纳米爱斯基摩人生活了十年,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资源利用、群体结构和移动方式。和民族学家不同的是,宾福德特别关注土著人行为与废弃方式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在废弃的垃圾和居址的遗迹方面留下那些特征,并寻找行为与物质之间的因果率。民族考古学也被成为“活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这种方法意在使用民族志的材料和对现代土著人的观察来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考古遗址。
民族考古学 Ethnoarchaeology
布鲁斯·特里格(B.G. Trigger)对民族考古学在建立中程理论研究范例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解释:民族考古学是用来了解物质文化是怎样从其有机系统的位置上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的。对这种物质转化过程的分析,能够使考古学家了解正常运转的文化系统中物质的废弃过程,通过对土著群体和部落社会中物质的废弃率、废弃地点、缺失几率以及废弃实例的观察来了解活体社会文化中物质保留下来和不能保留下来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套关系法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正确地从物质遗存中推断其所代表的文化系统。
宾福德的研究,使得一大批考古学家群起效仿。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北极、澳大利亚、非洲和美国西南部,对象是那些还处于狩猎采集或原始农耕阶段的土著人,观察他们的生活栖居习性,以及制作工具和废弃垃圾的过程。在观察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不仅关注土著人如何生产他们的工具与器物,而且关注这些工具和器物的生产与使用和哪些活动有关,他们如何安置他们的营地,有哪些因素决定营地的位置和居住的长短、营地大小、资源种类及丰富程度和人群聚散的关系。在活动中,哪些工具很少丢弃,而哪些东西往往会一次性就被废弃,这些废弃物中保留了哪些人类活动的信息。这些人类行为和物质之间关系用来建立某种观察的原则,正如宾福德所言,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在现生系统中的检验而上升为理论,那么它们可以成为我们用来从史前遗存中破解人类行为和文化系统动力的密码,考古学家就有了解读文化动力的“罗塞达碑。”
民族考古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榜样,是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古尔德(R. Gould)在澳洲的工作,当地的土著居民不但指导他寻找考古遗址,而且还告诉他什么人在这些遗址住过,并详细为他讲述与这些遗址有关的传统习俗和发生过的事情。土著居民还为古尔德展示石器工具的分类,教他一些有关石器的名称,并解释如何使用它们。根据对现代土著的调查和了解,古尔德成功地将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比较古代和现代遗址中人工制品的组合模式,从而进一步用他所掌握的现代资料推断出这一地区史前人口的密度为每个营地3.55人。
根据尼古拉斯·戴维(Nicholas David)和卡罗·克拉莫(Carol Kramer)的看法,民族考古学最早以克兰丁斯特(M.R. Kleindienst)和帕蒂·乔·沃森(P.J. Watson)的“行动中的考古学:对活社群的考古学调查”的论文为代表。该研究之目的,是考古学家带着理论进入现生土著社群,观察他们人工制品的类型与功能、屠宰技术、生计形态和社会结构,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够从考古材料中推断那些非物质方面的特点。因此,民族考古学的目的是为考古学家提供民族志的蓝图,或以考古学为目的展开工艺技术方面的民族志研究,以及从文化整体的民族志背景来解释考古学材料。
过程考古学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信奉“一般进化”的新进化论。新进化论的两位倡导者是朱利安·斯图尔特(J.H. Steward)和莱斯利·怀特(L. White),斯图尔特倡导探究文化发展的普世通则,通过文化差异来看共性,了解文化进程中独立重复发生事件的机制。他指出,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在物质文化、农作物、社会等级、神灵表现和祭祀方式上差异很大,但是通过抽象出来的共性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其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他定义了五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来对这六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共性进行总结,探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社会结构的原因。斯图尔特倡导的是一种多线的、生态决定论的文化进化观,相信在相似的环境背景里,不同社会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卡勒沃·奥博格(K. Oberg)根据墨西哥南部低地前哥伦布时期印第安土著社会的结构特点,首次提出酋邦的概念,把其列为前国家的一种社会形态。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 Sahlins)和塞维斯(E.R. Service)根据同时性民族志材料中所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差异,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建立起一个推测性和一般性的四阶段进化模式,以概括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历时性直线发展序列。其中,定义部落和酋邦的性质是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对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尼西亚头人社会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
美国人类学家卡勒沃·奥博格(K. Oberg)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 Sahlins)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
酋邦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来探讨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古籍中的名称如“古国”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这里就涉及到如何进行类比的方法论问题,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酋邦,有着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用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时的依据。但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古国却没有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特点,无法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蓝图。还有,酋邦像“人类”或“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用来统指平等的部落与阶级的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形态,并不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要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
由此可见,过程考古学无论从物质材料来了解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上,还是在探究社会发展通则的高级理论建设上,民族学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诚如格林·丹尼尔所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是与人类学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与考古学共同成长,用彼此的思想观念相互补充。
中国学者的努力
在我国学界,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地位无法与历史学比肩。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学的联系也远不及与历史学的亲密关系,这是因为我国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培养出来的。但是,我国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如林惠祥、林耀华、宋兆麟、梁钊韬、汪宁生、容观夐、黄淑娉、龚佩华等学者的工作也可圈可点,他们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介绍进来,其中有些人还十分关注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与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出身但以民族学观察为己任的李仰松教授,他为民族学观察与考古学阐释相结合进行了毕生的不懈努力。他从民族学证据来解读史前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复原史前的制陶工艺、将佤族的聚落形态和葬俗与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并破译仰韶文化中许多图案的含义。他强调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的特点是研究过去留存至今的静态物质遗存,通过对现存的、带有原始社会残余的民族的社会调查,对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和古代史中有关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人类学家林惠祥
人类学家林耀华
人类学家宋兆麟
李仰松教授
人类学家梁钊韬
我国文化人类学家对美国新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关注也早于考古学界对欧美考古学变革的关注。我国考古学界最早对美国新考古学的介绍当属署名“瞭望”1986年发表在《史前研究》上的一篇报道,谈了1985年我国一批考古学家参加美国考古学会第五十届年会的观感。但是,梁钊韬从1981年起就已关注考古学的理论问题,并与张寿祺在1983合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新考古学采用的民族考古学。1984和1987年,容观夐和汪宁生也分别介绍和探讨了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意义。这也许是我国文化人类学家要比考古学家更加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的缘故。
可能是对美国新考古学变革的背景缺乏了解的原因,有些人类学家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含义和作用心存疑惑。因为美国的考古学一直与民族学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学界突然开始流行“民族考古学”这个新术语,它与以前的民族志与考古学的关系究竟有何不同,有何创新,便在我国人类学家中引发了争论。一些学者查阅国外各种著作和学术辞典中的定义,以便了解民族考古学真正的含义。但是,缺乏对欧美考古学变革背景的全面了解,单是琢磨定义的表述仍然不能根本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考古学界对新考古学的冷漠与人类学家对民族考古学的热情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我国人类学家们对民族考古学的热烈讨论对考古学界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有了本文上面的背景介绍,即新考古学创建“中程理论”和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意在静态的物质现象与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构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密码或“罗塞达碑”,以便能用考古记录重建已逝社会的鲜活情景,进而实现建立人类社会发展通则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丹尼尔·斯泰尔斯(Daniel Stiles)对民族考古学概念的这番陈述,以便区分民族考古学与一般民族志研究之间的区别:
民族志材料一直被考古学家用来阐释和说明考古记录中所见的各种现象。近年来,由于考古学家变得更加致力于考古学的理论方面,他们便设法有意为应用民族志类比构建一种更系统的模型。学者们认识到,在民族志和考古学材料之间存在历史联系与在没有这种连续性情况下采用一般性比较方法之间采用民族志类比是不同的。必须指出,在应用民族志材料时必须注意和分清这种界线,而其恰当性也是有条件的。
赞同在考古学阐释中审慎应用民族志类比,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大部分民族志解释是不适用于考古学的。民族志学者通常不会关注考古学家的问题,所以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对考古学有用的东西并未被记录下来。为了弥补这种欠缺,便开始了一种从考古学视角来研究非工业化社会的人群。
科林·伦福儒(C. Renfrew)和保罗·巴恩(P. Bahn)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也有精到的说明:
民族考古学是研究当今的生活方式以便了解造就考古证据或与其保存与损毁相关的过程。……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志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目的是从其本身来阐明和了解一个文化,而前者是要阐明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以便了解考古证据,或是源自同一地区,或是来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区。……总之,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令人激动和充满活力的一个领域,就理论和经验而言,对于该学科的过去与今天都同样重要。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容观夐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民族考古学、中程理论、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论以及考古研究的整体观,后来以《民族考古学初论》的书名结集出版。也许是因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也许是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民族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刊物上,他的学术努力在考古学界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这也许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边缘地位使然,与某些历史学家参与考古学重大项目如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言九鼎和领衔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再读容教授在该书前言中摘引的两段美国考古学家的告诫也许令人感慨:“如果我们仍然满足于孤立地对遗物本身仅仅进行描述分析,并不把它置于当时的精神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认识不到物质器物与人的关系,那么考古学和史前学就无权对文化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文化是在一个社会单位里进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而不是游离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堆积物”;“只有当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是行为完整一体的系统时,考古学才不只是一种资料收集工作。”
中山大学人类学家容观夐教授
结  语
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门学科的发展无论从低层次上的史前器物解读还是在高层次的原始社会重建上,都与人类学和民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每次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考古学的定位长期放在历史学,又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弱势地位,使得这两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仅限于个别学者的专攻和某些专题如制陶术的探究。这种欠缺也影响到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使得考古学家将重建我国古史看作这门学科的主要目标。但正如张光直所言,考古学本身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历史,没有比较研究,历史过程无法被揭示出来。无论考古学家的分析多么系统,他仍必须从时空上来比较所发现的东西。为了确定各种特征和复合物的可比性,并确定它们历史关系的性质,社会文化系统的重建必须首先提供一种功能的背景。在一篇题为“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的短文里,张光直指出民族学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途径,因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习俗与制度,具备各种解读的蓝图,而这些习俗和制度在考古遗址里只是一些残迹。不懂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只是将这些遗物当作物质文化处理,而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这些残迹来复原古代的习俗和制度,对各种器物和图像提出新的解释。张先生还告诫,民族学资料的使用也需非常谨慎,一些原理的适用性是有限的或有条件的,不能将其作为教条到处套用。因此,熟悉民族学资料必须融会贯通。
目前,我国考古学家的实践操作仍然基本限于类型学和地层学。这两种方法只是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关系的方法,无助于解读物质遗存中的社会信息。单凭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排序并非真正的社会发展史,因此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仍然任重道远。最后值得谈谈我国人类学家在引人民族考古学概念时所探讨的一个新术语,整体性(holism)或整体观(holistic view)研究,这是和新考古学范式一起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概念。整体观是指考古学采用一种广泛和包容性的方法,从人类社会各方面如人地关系、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体、艺术到意识形态做全面的调查。为了全面调查各种现象及其关系,整体观的考古学也采用各种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史和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整体观要求在考古研究中尽可能仔细参照来自民族志和民族史的信息,而背景考古学为考古遗存的研究提供一种明确的方法论,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新技术来分析从生计到宗教等不同方面的材料,并制定一种严谨和系统的途径来解释出土材料。整体观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方法,对考古学实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于意在重建古史和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整体考古学(holistic archaeology)显然是无法绕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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